在陳梓萱身上，最有趣的是“書生氣”和“商人氣”的奇妙共生。

這不是什么驚心動魄的傳奇，只是一個汽車媒體人的堅守與成長。從紙媒黃金時代的汽車記者到跨界經營的管理者，再到自主創(chuàng)業(yè)的傳媒公司掌舵人，陳梓萱用二十多年時間，在汽車行業(yè)的浪潮里踩出了一串特立獨行的腳印。

我與陳梓萱未曾謀面，此前也只是聽說過他。為了更全面地了解這位嘉車傳媒集團總編輯，我準備了近 30 個問題，其中也“夾帶私貨”：想趁機向前輩討教工作中的困惑。他給了我充分的時間，在上汽奧迪 A5L Sportback 上市發(fā)布會前夕，我們足足聊了三個小時。

他的故事里嵌著太多時代的印記：北京申奧成功的歡呼、傳統媒體的式微、新媒體的崛起、產業(yè)轉型的陣痛、疫情的沖擊、經濟下行的壓力…… 透過這些宏大的時代敘事，我看到個體與時代共舞，一路突圍前行的軌跡。當然，其中也不乏在時代步伐與體制意志下的掙扎、在理想與現實間的糾結，但最終憑著信念與執(zhí)著，在時代浪潮里留下了自己的印記。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記錄行業(yè)，他種下一顆初心

風起于青萍之末。陳梓萱與汽車行業(yè)的故事，要從2002年講起。

這一年的中國汽車工業(yè)，正站在新的起點上。全國人大九屆四次會議首次明確提出的“鼓勵汽車進入家庭”正在深入人心；《汽車戰(zhàn)略發(fā)展規(guī)劃》實施后，生產政策的松動讓更多企業(yè)摩拳擦掌，加碼汽車生產；中國開始履行加入世貿組織后的關稅減讓義務，中外合資項目密集落地，越來越多的跨國汽車公司將中國市場作為全球戰(zhàn)略的“必爭之地”……

也是在這一年，陳梓萱加入了人民日報社旗下的《中國汽車報》，成為了一名產經記者。其時，陳梓萱沒想過進汽車行業(yè)。他說，若沒有進入汽車傳媒領域，自己或許會像父親一樣從政，“做一個遵紀守法、有能力、有擔當、敢作為的官員”。他大學主修的是教育學，又因熱愛文學輔修了中文，畢業(yè)時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一條路是去北京做記者，另一條是去更遠的上海當公務員。

“我也非常喜歡上海，正在糾結之時，2001年7月13號，申奧成功的消息傳來。”或許是天安門廣場上的歡呼讓他下了決心。他最終提著行李箱，走進了人民日報社的大院，成為中國汽車行業(yè)黃金時代的記錄者與參與者，也從此與汽車行業(yè)結下了不解之緣。

《人民日報》社昔日門頭

入職不久的一堂 “職業(yè)啟蒙課”，影響了他此后二十多年的成長軌跡。2002年4月的一天，中國汽車報邀請包括吉利、奇瑞、華晨、比亞迪、長城在內的5家車企的掌舵人及行業(yè)專家共同探討中國汽車自主創(chuàng)新的五大模式。當時還是實習生的陳梓萱，跟著李慶文、吳迎秋兩位前輩去學習，這兩位是汽車業(yè)界的大家，時任中國汽車報社社長和副總編輯。

那時候的中國自主品牌還處于初級階段，在合資車企的光環(huán)下，像“沒人疼的窮孩子”，不但缺技術、缺人才，連“能不能做起來” 都是個問號。陳梓萱作為職場“小青蔥”，坐在會議室的角落里，看著“巨人們”在場上辯論交流，群情激昂地探討自主品牌如何創(chuàng)新發(fā)展，他的內心深受震撼：“原來中國的汽車領域里，還有這樣一群有情懷的汽車人！”

更讓他難忘的是，李慶文社長在現場說的一句話：“崇尚國家利益應當是汽車行業(yè)從業(yè)者的基準信仰。”這句話像一顆種子，落進了他心里。“汽車行業(yè)的水太深了，誘惑太多，沒有基準原則，會迷失方向。”此后二十多年的職場里，他一直用這條原則來要求自己。

時至今日，他依然記得那天，那些弱小的、少有人關注的，甚至被忽略的自主品牌的大佬們的雄心壯志，他也記得中國汽車報的前輩們愿為弱小者發(fā)聲、為自主品牌吶喊的責任感，這么多年來一直在他心中激蕩。

回頭再看，當年參與討論的車企都走出了不一樣的發(fā)展之路，吉利的李書福那時謀劃的“借助資本的力量推動自身發(fā)展”，已經夢想照進現實；華晨雖然后來落幕了，但至少也曾努力過、輝煌過；還有從貧弱走向強大的長城、奇瑞和比亞迪。

帶著這份觸動，還有對中國汽車的使命感、對文字的熱愛，陳梓萱在中國汽車報如魚得水。《簡單張房有》《本色曾慶洪》《竺延風和第一汽車獎》《中汽總公司行至路之盡頭》《變革徐和誼》《孫曉東現象》《付守杰風格》《徐留平的T35》《上海大眾拿什么領先未來20年》《EPS局中局》《看不見紅燈，這車讓我怎么開》《航盛中標，風神炒了松下》……這些他引以為傲的代表作，都是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的見證。

“采訪那些企業(yè)領導時，我一點都不怵，因為我是代表我的平臺跟他們平等交流。”因為熱愛，他付出了足夠的努力：“采訪回來之后，我可能要認認真真地，花幾天幾夜地去研究這個人。”他采寫的《本色曾慶洪》一文，完稿后直接被廣汽集團當作內部介紹曾慶洪的范例。

從內容到經營，他在時代變革與體制束縛交織中完成角色蛻變

從2002年入職中國汽車報，陳梓萱在體制內的傳統媒體待了16年。這16年里，他在《中國汽車報》社、人民日報市場報、《中國能源報》社、《家用汽車》雜志社之間“兜兜轉轉”、“橫跳升級”：能力邊界在一次次跨界中不斷拓展，職務也穩(wěn)步提升 —— 從基層記者到廣告部總監(jiān)，再到雜志副總編輯，最終成為《家用汽車》雜志社出版人兼總編輯。此后，他又在雜志社轉企改革的歷史使命里，學著做一名企業(yè)管理者。

從基層記者到企業(yè)家的蛻變，始于一場“被迫”的職業(yè)轉型：從做內容轉向搞經營，這也是他的書生意氣與商人思維的第一次交鋒。

2005年4月，正當陳梓萱帶著年度榮譽，想在編采道路上再接再厲之時，突然被通知調去廣告部任客戶經理。“我當時第一反應是拒絕，我不理解為什么我記者做得好好的要讓我去做廣告，而且我心里也瞧不起做廣告的。”報社領導找他談話：“組織更需要你到廣告部，而且，既懂編采又懂經營，這種經歷對你未來的發(fā)展有好處。”

兩個月后，帶著對編采工作的不舍和對廣告業(yè)務的“偏見”，陳梓萱跨界進入了廣告部。“一開始特別不順”，他總是習慣于用記者的思維去判斷業(yè)務，“帶來了很多錯誤偏差，碰了不少壁。” 幸好在時任中國汽車報經營中心主任解樹江和廣告部總監(jiān)苗春霞的帶教下，他逐漸學會了切換視角，轉變思維。

對于兩者的差別，陳梓萱解釋說：“做記者，你可以充分調動自己的主觀能動性，認真學習、研究行業(yè)、提升文字能力，就能做出成績；但做廣告不行，你得研究別人的需求，而且有時候100分的努力，可能換不來0.1分的回報。”更重要的是，“做廣告對平臺和品牌的依賴度很高，只有當平臺沒那么強時，才能真正體現經營能力。”

在他看來，從內容到廣告，是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的碰撞與融合，“這種角色的切換很辛苦的，有時候也會很糾結。”不過，雙子座的他很快適應了這種切換，而且還做得相當好。僅僅一年半后，他在新一年的崗位競聘中，成功升任乘用車廣告部總監(jiān)。

2008年，陳梓萱接手的乘用車廣告部年度營收從900多萬躍升至2400萬，單期北京車展特刊更是創(chuàng)下506萬的業(yè)績，這個紀錄十幾年后仍未被打破。“現在回頭來看，也不是我有多厲害，除了個人用心、努力這些主觀因素之外，一方面是《中國汽車報》的品牌力，它的專業(yè)與權威當時在行業(yè)是公認的，另一方面也是趕上了好時代，2008年北京車展的盛大場面，后來很難再超越了。”

2008年北京車展一角，那時還流行“車模”站臺

也是在經營崗位上，陳梓萱策劃并參與了多個知名活動。“中國百強縣汽車巡展”“中國汽車創(chuàng)新論壇”“全國五十佳汽車經銷商評選”“全國百佳零部件企業(yè)評選”“中國汽車全明星陣容”“首屆中國新能源汽車城市市長論壇”“中國年度家用轎車評選”“天使購車計劃”“越趣之行，至美草原”……這些在行業(yè)內有影響力的活動，都是他在經營領域 “練手” 的大手筆。

到了2011年，陳梓萱升任中國汽車報旗下《家用汽車》雜志社長。但那時，新媒體的浪潮涌起，傳統紙媒的處境每況愈下。“我清楚地記得，那是2011年1月4日，我到《家用汽車》雜志社去報到，在一個民宅里，一推開門，屋里坐了6個人，殘兵敗將一樣，當時的感覺是百廢待興。” 他硬是用兩年多時間把團隊擴到三倍，營收也達到了報社要求的經營目標。

本以為日子會這樣穩(wěn)步向前，2014年，國務院出臺了《文化體制改革中經營性文化事業(yè)單位轉制為企業(yè)的規(guī)定》，風云突變，《家用汽車》雜志社迎來了一個新的歷史機遇。

集團領導找他談話征詢他的意見，說得很明白：“責任和權利給你，但除了注冊資本，什么支持也沒有，自負盈虧”，陳梓萱接住了，“確實是有一定風險的，但是歷史的使命賦予你，你就要勇敢去面對，況且有了之前兩三年的積累，所以我和團隊選擇了一起接受這個挑戰(zhàn)” 。

2016年《家用汽車》雜志十周年，意氣風發(fā)的陳梓萱

轉企改制成功之后，陳梓萱肩上的擔子更重了，他付出了比之前更多的努力，終于在2017年完成了中國能源汽車集團下達的各項經營指標。這時國務院出臺了“推動混合所有制改革”新政策，陳梓萱就動了心思。

2017年的媒體行業(yè)，早已是新媒體的天下。網絡普及讓媒體制作越來越 “平民化”，微信公眾號快速崛起，直播和短視頻開始盛行，傳統媒體的經營空間被進一步擠壓。陳梓萱想將雜志社轉型升級，布局“柔性多媒介傳播體系”，但這勢必要引進新人才、增加更多的成本，因此他想借著混改的機會引進外部資本，獲取雜志社煥新發(fā)展的新機遇。

可現實給了他一記重擊。“每次提交申請報告，都石沉大海”。期間，為了給雜志社輸血，他甚至想過抵押自己在北京的房產。

2018年，集團領導找他談話，表達了兩層意思：一是他力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人民日報社各級領導還沒有讀好中央精神，短期內無法實現；二是《中國汽車報》社計劃逐步收縮子刊，《家用汽車》雜志社要么維持原狀，要么停辦，可以安排他回到報社做副總編輯。“當時我就覺得，好像沒有什么值得奔赴的了，盡管自己破掉體制內的光環(huán)很難，但最后我還是做出了選擇。”

于是，在廣汽集團的盛情邀請下，他南下廣州加入“大圣車服”，參與廣汽集團電商平臺運營出任總編輯兼公關傳播副總裁。但命運似乎總愛開玩笑。他到任不久，合作方樂視網隨著賈躍亭出走而崩盤，緊接著，廣汽集團對“大圣車服”也有了全新的轉型規(guī)劃。年底，他又被召回北京，因為《家用汽車》雜志社因后續(xù)團隊“難以為繼”面臨破產，作為前法人的他，需要協助破產清算，并再次接受離任審計。

后來，陳梓萱以《家用汽車》雜志社為案例，用一篇研究生論文記錄了他在雜志社兩次改革，最終功敗垂成的心路歷程。

體制內實現不了的，體制外野蠻生長，他用“嘉車傳媒”延續(xù)未竟使命

經歷了這些變故后，陳梓萱決定創(chuàng)業(yè)了。

其實早在2015年，熱愛文字工作的他就緊跟潮流，在微信平臺創(chuàng)立了矩陣平臺“陳述時分”。2019年，一切塵埃落定之后，陳梓萱決定從這個個人IP平臺開始，打造自己的數字化傳媒公司，完成之前在《家用汽車》雜志社未完成的構想，繼續(xù)那個“倡導綠色健康理性的汽車消費觀”的使命。

已成歷史的《家用汽車》雜志從此以另一種新的形式重生

嘉車傳媒成立時只有三四個人，“當時心里還是有些忐忑的，壓力和挑戰(zhàn)都很大。”好在憑借之前在行業(yè)里的積累，他得到了一些老朋友的支持。“以前認識的一些車企朋友、媒體同行，知道我創(chuàng)業(yè)后，都給了我非常多的鼓勵和支持，也有一些業(yè)內朋友和大學同學主動伸出援手，助力我創(chuàng)業(yè)。”

嘉車傳媒創(chuàng)立的媒體IP汽車品評一開始就找準了定位。“很多企業(yè)對我的財經類視角看汽車，市場營銷的觀點以及一些比較深度的戰(zhàn)略判斷，還是比較認可的。”靠著內容優(yōu)勢，團隊一點點積累客戶，嘉車傳媒慢慢度過了初創(chuàng)期的艱難。

轉折點出現在2020年。那年5月，陳梓萱從分眾集團挖來了一位聯合創(chuàng)始人，在她的助力之下，嘉車傳媒拓展了全新的業(yè)務——“電梯框架廣告”。2022年，嘉車傳媒與一家廣州的電梯框架廣告公司進行股權合作，正式向“汽車行業(yè)的分眾”進軍。“單純做內容是有局限的，企業(yè)支持我，我不能總‘刷臉’，我們要努力幫助企業(yè)在C端擴大影響力，最終能促進終端銷量。而電梯框架廣告是C端一個重要、有效、高頻次的觸達渠道。”

在他看來，電梯廣告的意義不止于觸達消費者，對品牌經營者也有獨特意義。陳梓萱描繪了一個場景：“你想，一個經銷商總經理忙了一天，帶著疲憊回到小區(qū)，進電梯時看到自己經營的品牌廣告，那種自信和歸屬感是車企老總在培訓會上講再多都給不了的。”

目前，嘉車傳媒作為一家為車企提供整合營銷方案的供應商，除了“框嘉廣告”這一核心業(yè)務外，還有“汽車品評”“陳述時分”等多個內容平臺。他對內容平臺的要求很明確：“有深度、有高度、有態(tài)度、有溫度”， 即便在體制外打拼多年，他身上的“正規(guī)軍”底色仍未褪去。也正是由于公司的及時轉型，嘉車傳媒于2020-2021年實現快速增長，成功登陸上股交，掛牌成功。

嘉車傳媒登陸上股交的高光時刻

聊起創(chuàng)業(yè)的苦，陳梓萱說他的苦分兩個層次。“第一層是公司經營與時代的對沖。” 比如2019年公司剛有起色，就遇上了三年疫情，“現在回頭看，至少拉低了我們的發(fā)展速度。”

但比起這些客觀的、不可抗的因素，他更“深惡痛絕”的是人為的、虛妄的干擾。“為了生存，不得不去做很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 比如拉投資、找業(yè)務時，他曾遭遇很多無效社交、忽悠，甚至欺騙。“這些事情耗費了我們大量的時間、人力和資金成本”，這些事讓他覺得 “苦”，卻又無處訴說。

對于公司的未來，他心里有個 “三部曲”：一是把公司營收規(guī)模再翻兩番；二是推動公司在資本市場有更大作為，“不用為生存發(fā)愁”；三是為行業(yè)提供更多清醒的聲音，做一家受人尊重的中國汽車傳媒公司。

藏著對行業(yè)的痛與盼，他在喧囂時代堅守那一點真

盡管已經做了多年的一把手，但陳梓萱依然覺得自己身上的書生氣比商人氣要更濃一些。

他的個人號“陳述時分”就是個例子：雖然是商業(yè)版圖的一部分，卻也保留著他精神世界的“一畝三分地”。除了汽車財經分析，他會聊音樂、聊足球，寫影評、寫書評。這些與汽車無關的內容，讓他收獲了更多自由與精神共鳴，也暴露了他骨子里的純粹：即便在商海打拼多年，仍保留著對文學與藝術的熱愛。

他身上有種近乎執(zhí)拗的堅持。年少時因高考失利與中國人民大學失之交臂， 2008年他把在中國汽車報三個季度連續(xù)獲評優(yōu)秀所獲得的“出國游獎勵”，換成獎金去人大進修MBA；因為MBA沒有學位，7年后他又報考了人大商學院的工商管理碩士，最終圓了年少時的夢。還有當年沒能去成的上海，創(chuàng)業(yè)后，他特意在最中意的城市設立了分公司，算是彌補了當初的遺憾。

他將寫作視為一生摯愛。即使現在工作繁忙，他仍堅持親自執(zhí)筆，甚至想過未來要把自己的經歷寫成一本小說，“把那些不能說的故事講出來，交給歷史來評說”。在“陳述時分”里，他以文字為筆，勾勒對生活的熱愛，丈量思想的深度；亦以文字為竿，為汽車行業(yè)的正能量鼓與呼，也敲打著行業(yè)的浮躁與不堪。

陳梓萱至今仍定期在“陳述時分”分享觀點

嘉車傳媒的公眾號有個規(guī)矩：只要內容符合事實，哪怕收到相關車企委婉的要挾或警告，也堅決不撤稿。比亞迪汽車、東風汽車以及零跑、哪吒等汽車品牌都領教過他們的堅持。國家新聞工作者的標尺，始終在他心中。

或許對大多數創(chuàng)業(yè)者來說，公司生存是第一位的，但他做不到趨炎附勢、隨波逐流，更不愿“為五斗米折腰”，因為他希望，嘉車傳媒真正能成為一家受人尊重的汽車創(chuàng)業(yè)公司。

有時候他也會糾結。“不像在中汽報時那般選題自由，現在做內容我會有權衡”，他感嘆，“我特別不喜歡這種狀態(tài)，有種‘人到中年’的無奈和無力感，我們都想‘出走半生，歸來仍是少年’，但是現實會打壓你，讓你跪下投降。”

他心里藏著個“詩和遠方”： 帶著心愛的女人到海邊去找一個地方靜靜寫作，“如果可以，我不想做經營，我想做總編輯，我熱愛寫作和音樂，會傾注很多心血，因為這是我想要的。”

陳梓萱在“陳述時分”簡介中寫著的“俠之大者，為國為民”，出自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傳》，2018年10月，金庸先生逝世，為了紀念這位心中的文學巨匠，他將這句最有共鳴的話作為了自己的座右銘，不僅寫進了“陳述時分”，還請書法家書寫掛在了自己的辦公室。 “這一句話和我做新聞有相通之處，都是要站在國家利益上，堅持自己的原則和理想。”

掛在陳梓萱辦公室的牌匾

“我不喜歡現在的汽車行業(yè)”，這是在采訪中，陳梓萱多次提到的一句話，在“陳述時分” 的推文中，他也寫過類似的觀點。或許是見識過中國汽車企業(yè)領導當年的惺惺相惜，見過汽車大佬們的境界與情懷，他對如今的汽車行業(yè)憂心忡忡。“明里暗里捅刀子、一些企業(yè)領導者戾氣橫行、各種價格戰(zhàn)、水軍互攻、追流量、趕銷量，把一個本來高大上的行業(yè)弄得烏煙瘴氣。”

不久之前，他在上海的一次演講中，歷數中國汽車20年之“怪現狀”。他痛斥行業(yè)的排榜現象：理想汽車胡亂推周榜尚屬企業(yè)行為，但是行業(yè)協會也來煽風點火搞各種排名，“這讓汽車行業(yè)更加浮躁、急功近利”。

“為什么不推中國汽車社會公益榜、中國汽車質量榜？那些掌握著產銷量數據的機構，給本就競爭激烈的行業(yè)加了把虛火，只會讓內卷越來越嚴重。搞品牌的副總要天天惦記搞銷量，衡量著做點跟品牌有關的事到底能促進多少KPI。”他感嘆道：“現在汽車企業(yè)里的社會精英，那些受過高等教育、在行業(yè)里打拼多年做到營銷副總、品牌總監(jiān)和傳播副總的人，每天活得特別焦慮，那種自豪感和自信都快沒有了。”

陳梓萱愛閱讀，尤喜文學經典與文史類書籍

他也反思媒體的角色，說“媒體人應該自強”。“我心中的記者要有獨立思考、獨立精神，但現在很多記者都成為‘媒體老師’，公關公司或客戶把新聞稿都備好了，平臺變成了宣傳員，堅持原創(chuàng)的人太少了，好的內容太少了。”

在他看來，這一切的根源，在于中國汽車行業(yè)“缺乏品牌意識和文化底蘊”，而他想做的，就是補上這一課。嘉車傳媒倡導“綠色健康理性的汽車消費觀”，其實就是要傳承好汽車品牌文化。

“有些話總需要有人站出來講，大家都是一窩蜂地往上去、往前沖，但我們要保持清醒。如果我們的清醒，能夠帶動多一兩個人也清醒起來，就算沒有白做。” 他對中國汽車品牌有個終極期待：“有一天，我們的品牌文化能夠得到大多數國家的認可，才是我們真正變強的標識。”

結束語

二十多年前，18歲的陳梓萱，覺得自己的名字缺少意境，他強烈要求父母在原來的名字中加上一個“梓”。

梓，本義是木材可做器具，根、皮、果可入藥的梓樹，也代指故鄉(xiāng)。對“梓”字的偏愛，來自他喜歡兩位風云人物：一個是香港愛國實業(yè)家、“金利來”創(chuàng)始人曾憲梓，另一位是當年非常耀眼的香港影帝萬梓良。前者已于2019年去世，將25億財產全部捐給國家；后者年近7旬定居長沙，生活低調卻依然堅持每年捐60萬助學、救災。

“相當于祖上給一個字，父母給一個字，我自己爭來了一個字”。 這個“爭”來的“梓”字，像一場精神成人禮，開始了陳梓萱的自我重構。可能他從未意識到，這個“梓”字背后蘊含的勇氣與力量，貫穿了他此后的人生。

在陳梓萱身上，最有趣的是“書生氣”與“商人氣”的奇妙共生，這兩種特質的交織與轉化，形成了他帶著理想主義底色的商業(yè)人格。

他的“書生氣”藏在對文字的執(zhí)念里，筆尖流淌的始終是“路為紙，地為冊，行作筆，心當墨”的文人情懷；他的“商人氣”則體現在他對行業(yè)趨勢的敏銳捕捉與務實行動中。他用文人的筆觸寫商業(yè)分析，又帶著“有深度”“有溫度”的洞察；他以商人的資源做理想主義之事，在商業(yè)決策中始終保持著執(zhí)拗的原則性。

“書生氣”與“商人氣”，在他身上擰成了一股獨特的力量：既帶著文人的理想主義，堅守“崇尚國家利益”的基準信仰；又帶著商人的務實精神，懂得用市場邏輯守護這份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