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毋庸置疑，中美之間的大國博弈的底層推動力在于科技，而科技之爭的源頭在于近40年來中國科技已從接受發達國家的技術紅利逐漸轉向自主研發，中國硬科技技術的快速崛起，直接威脅到了美國的競爭優勢和相關利益。

因此，美國借助其具有的全球霸權地位，濫用政治、法律手段（長臂管轄權），實施金融制裁和貿易保護，野蠻介入和干預科技領域的市場競爭，通過打壓以中興、華為為代表的中國科技企業，妄圖遏制中國科技的發展和崛起。

另一方面，科技創新是動態的過程，特別是到了現在的“硬科技”之爭，具有“研發投入大、長周期、高難度、不確定性強”等特點，是一項復雜系統的工程。

從科技邏輯和科技革命的歷史演化來看，中美科技之爭具有長期性和艱巨性，要攻克眾多“卡脖子”，我們必然會面對很多艱難險阻，這就需要我們有長期的耐心和堅定的信念，注定將會是一場持久戰。

1938年，毛澤東提出：中日戰爭既然是持久戰，最后勝利又將是屬于中國的，那末，就可以合理地設想，這種持久戰，將具體地表現于三個階段之中。（引自《論持久戰》）

今天我們去總結三個階段，大致情況如下：

※ 第一個階段（1937年7月7日至1938年10月），是戰略防御階段，標志事件“盧溝橋事變”；

※ 第二個階段（1938年到1943年底），是戰略相持階段，標志事件“日軍改變戰略方針 ”；

※ 第三個階段（1944年初至1945年8月），是戰略反攻階段，標志事件“德國法西斯投降，蘇聯紅軍出兵中國東北 ”。

此外，毛澤東指出：“三個階段的具體情況不能預斷，但依目前條件來看，戰爭趨勢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引自《論持久戰》）

而縱觀中美博弈的整個過程，我認為中美科技之爭也將存在三個階段：戰略防守、戰略相持、戰略領先。

※ 第一個階段（1999年-2021年）：美國通過實體清單、技術封鎖和科研交流管控等手段不斷“施壓”中國，然后逐步升級，從貿易戰、金融戰打到科技戰，限制中國科技創新的速度。而早期由于中國綜合國力和科技創新能力與美國存在一定的差距，幾乎處于全面的戰略防守階段；

※ 第二個階段（2021年-2040年左右）：以“孟晚舟回國”為轉折點，未來20年，中國將和美國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孟晚舟回國”意味著美國為了“封殺華為”而使出的渾身解數都已失效，同時也意味著中國局部科技實力從過去的“被動挨打”到了能夠與美國“掰手腕”的程度。研究顯示，2020年中國科研投入經費為2.4萬億元，2025年中國科研投入經費將會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未來20年是中國潛心投入硬科技研發，全面攻克“卡脖子”技術難題的關鍵時期；

※ 第三個階段（2041年-2060年左右）：通過長期科研發展，未來中國將掌握更多的關鍵性技術，我大膽預測預計在2060年左右全面解決“卡脖子”問題，不再遭受美國等科技強國的制裁，在多個硬科技領域（光電芯片、人工智能、碳中和、生命科學等）占有主導地位，成為世界科技強國，引領新一輪的科技革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PART 01

事實上，中美科技之爭早在1997年就已初現。24年來，美國變本加厲，逐步升級，從“定點攻擊”（軍工領域）到“全面轟炸”（軍工、科研、通信、芯片、AI等），加劇了科技領域的惡性競爭，幾個代表性事件如下：

※ 1997年5月，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成為了第一家被列入“實體清單”的中國科研機構；

※ 2001年5月，南海中美撞機事件后，北航和西工大被列入美國禁運名單，美國從學術及科研端開始封鎖中國；

※ 2003年1月22日，思科公司向位于美國德州東部的馬歇爾鎮聯邦起訴華為侵犯其知識產權。以此為開端，中國科技企業開始遭遇美國（企業）的打壓和遏制；

※ 2018年4月16日晚，美國商務部發布公告稱，美國政府在未來7年內禁止中興通訊向美國企業購買敏感產品；

特別是在對待華為上，美國政府是“無所不用其極”。縱觀全球科技發展歷史，一個政府如此詆毀和打壓一家外國企業幾乎是前所未有的：

※ 2018年1月初，美國政府便堅決反對華為和AT&T簽約合作，禁止華為手機進入美國市場；

※ 2018年8月特朗普簽署《國防授權法》，禁止美國政府機構和承包商使用華為和其他中國公司的某些技術；

※ 2018年11月，美國政府聯系德國、意大利和日本在內的國家，要求他們的電信公司避免使用華為的設備；

※ 2018年12月，應美國要求，華為副董事長、首席財務官孟晚舟在加拿大溫哥華被捕；

※ 2019年5月16日，美國商務部以國家安全為由，將華為公司及其70家附屬公司列入管制“實體名單”，禁止美企向華為出售相關技術和產品，封殺令一出，世界嘩然。

對此，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甚至曾毫不避諱地表達過：華為是全球在5G技術上領先的公司，目前中國是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最大的競爭對手，美國為了保持在通訊技術的壟斷地位，絕不能在5G的競爭中落后。

但是，在美國“全面封殺”的情況下，華為也沒有被打垮。2020年，華為三大主要業務板塊全部實現正增長，其中運營商業務收入3026億元，同比增長0.2%，企業業務收入1003億元，同比增長23%；消費者業務收入4829億元，同比增長3.3%。華為等一批優秀企業的經歷高度體現了中國科技企業的韌性，同時也震撼了美國。

事實上，面對美國采取的一系列制裁，中國對外采取了一系列“有理有節”的反制措施，對內增加科研投入。

相反，如果華為沒有扛住，沒有中國政府的強大支撐大力推動硬科技創新，可能就會上演被法國認為是外交恥辱的“阿爾斯通事件”——2013年4月14日，阿爾斯通的高管皮耶魯齊在紐約的肯尼迪機場被捕，法國政府似乎“愛莫能助”；2018年，皮耶魯出獄，而阿爾斯通公司最終也被迫賤賣給了美國。

而“孟晚舟回國”不僅說明了華為扛住了美國“疾風驟雨”般的打壓，更代表了中國科技強勢崛起。更重要的是，這也暗示了中美科技博弈悄然進入了一個新的戰略階段——相持期。

PART 02

▲圖片來源于央視新聞直播

對于“孟晚舟事件”，《人民日報》評論道：孟晚舟事件的實質，是美國試圖阻撓甚至打斷中國發展進程......透過孟晚舟事件，中國人民更加清晰地看到，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必須堅定不移走自己的路，百折不撓辦好自己的事，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把偉大祖國建設得更加強大。

說到底，技術引發的競爭，終究需由技術創新去解決。因此，目前來看，我們要做的就是加速推動硬科技企業的發展，完善產業鏈生態布局。

過去20年，中國只有部分企業在少數硬科技領域處于領先位置，屬于單點突破。

比如，5G領域中國只有華為等少數企業實現了技術突破，因此也首當其沖受到了美國的打壓；人工智能領域，美國在人才、研究、發展和硬件四個維度上處于領先位置，中國則在某些技術應用上或擁有更大的優勢；量子通信領域中國略強于美國，量子計算領域則是美國更強；能源領域（部分），中國目前是光伏技術的最大供應國且在生產鋰電池方面遙遙領先。

盡管綜合來看，還有很多領域中國暫時落后于美國。但是美國的打壓，也讓中國（人）真正意識到了硬科技的重要性。

華為事件讓我們不再對歐美國家抱有幻想，堅定了走自己的科技創新之路，真正堅定了自主創新、突破核心技術的戰略決心。

《十四五規劃》指出：要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中國開始全方位攻關“卡脖子”技術和顛覆性技術，同時關注最前沿的新興技術和積極參與新一輪的科技革命之中，全面開花——科創板和北交所的成立，就是為了培養硬科技冠軍企業和“專精特新”企業。

我認為，20年后，中國將會有幾千家“硬科技冠軍”企業和幾萬家“專精特新”企業出現，它們將會是補鏈強鏈的重要力量，對解決“卡脖子”難題意義重大。在相持期，我們挺住了，接下來便是我們引領未來科技和產業革命的時代。

PART 03

從工業革命后的人類發展史來看，英、德、美等大國的崛起都是先引領科學革命，進而推動技術革命，最終引爆產業革命，然后才能實現經濟、金融、政治、軍事以及文化實力的全面領先。

而中國有極大可能成為下一個科學中心。

日本學者湯淺朝于1962年提出：當一個國家在一定時段內的科學成果數超過全世界科學成果總數的25%，則稱該國家在此時段內成為科學中心，該國家保持為世界科學中心的時段為其科學興隆期，各國的科學興隆期平均約為80年——意大利（1540—1610）、英國（1660—1730）、法國（1770—1830）、德國（1810—1920）、美國（1920—至今），而研究和現實也表明“科學中心正在往亞洲遷移”。

此外，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研究與試驗發展（R&D）人員全時當量達到509.2萬人，2020年中國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投入再創新高，總量達到24393.1億元，約為美國的54%，但是增速高領跑全球（2016年至2019年，我國R&D經費年均增長11.8%）。美國智庫做出預測，預計在2025年，中國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投入將會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

我相信，隨著中國不斷加大對科研經費和科研人才的投入，以及中國擁有全世界最完整工業體系、全產業鏈結構。未來，經過幾十年的奮斗與努力，通過科技創新驅動發展壯大綜合國力，中國將成為下一輪工業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引領者。

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唯有硬科技方能鑄就硬實力。

我們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擔當起肩上的責任，帶著強烈信念和硬科技創業精神，創造出更多的硬科技冠軍企業，在新一輪的科技和產業革命之中迅速成長，成為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推動者，助力中國重返世界之巔。

誠如孟晚舟所說：有五星紅旗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燈塔，如果信念有顏色那一定是中國紅。

如果美國是過去的燈塔，那么，不久的將來，中國將會成為新的燈塔。

我們堅定地相信，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中國前進的步伐，中國（人）的命運始終掌握在我們自己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