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消息，據國外媒體報道，蘋果公司聯合創始人史蒂夫·喬布斯曾試圖在硅谷創造一種制造業文化，但未能如愿。正如一位前蘋果工程師所言，“這對整個商業并沒有好處。”

圖示：1984年3月5日，工人正在蘋果位于加州弗里蒙特的工廠組裝麥金塔電腦。

1988年，當讓-路易斯·加西(Jean-Louis Gassee)近距離觀察蘋果公司位于加利福尼亞州弗里蒙特所謂“高度自動化”的麥金塔電腦(Macintosh)工廠時，眼前的景象讓他不甚滿意。

加西是一位來自法國的辦公自動化專家，剛剛被時任蘋果首席執行官的約翰·斯卡利(John Sculley)提拔為蘋果產品部門總裁，負責蘋果的工程和制造工作。起初加西決定花上兩天時間，通過親自參與工廠生產線的工作，來了解公司實際上是如何生產產品的。

加西在生產線上組裝麥金塔電腦顯示器，然后將芯片塞進電腦主板的糟糕經歷。這恰恰是之前iPhone背面“美國蘋果公司，中國制造”（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 Assembled in China）這一精妙措辭背后故事的前身。

圖示：1980年9月2日，蘋果位于加州庫比蒂諾的公司總部

蘋果剛剛宣布在德克薩斯州奧斯汀建立一個大型園區，這將創造多達1.5萬個就業崗位，但沒有一個是制造業崗位。然而就在上世紀80年代，該公司對于參與發展硅谷的先進制造業情有獨鐘。蘋果聯合創始人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對傳統汽車制造商福特的大規模汽車制造，以及索尼等日本公司精益求精的制造工藝有著深深的迷戀。他在加州想要復制這兩家公司的輝煌，但最終宣告失敗了。

1983年，喬布斯親自負責建造了一座最先進的工廠用于生產新型麥金塔電腦。早些時候參觀過這座工廠的記者被告知，其位于舊金山灣對面，與蘋果公司總部隔水相望。這座工廠的先進程度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工人成本只占到麥金塔電腦所需制造成本的2%。

曾經是蘋果電氣工程師的蘭迪·巴特(Randy Battat)回憶道:“史蒂夫對日本的制造工藝有強烈的迷戀。日本人被譽為制造奇才。當時的想法是打造一家產品零部件零缺陷的工廠。但這對整個商業來說并不是什么好事。”

在喬布斯被迫離開蘋果的幾年后，加西發現，制造業的現實與喬布斯最初的夢想太過不同。

圖示：蘋果位于加州弗里蒙特的工廠前后運營了八年時間。

加西在最近的一次采訪中回憶說，“我用螺絲刀把顯示器固定在電腦邊框上，這讓我很尷尬。”下班后，加西拿起一把掃帚，把生產線上掉下來的零件掃了掃。“這真的很丟人，”他談到這個明顯馬虎的過程時說。

最終，麥金塔工廠在1992年關閉了，部分原因是它從未實現喬布斯所設想的產量。

現在看來，像蘋果這樣的公司能夠利用低成本勞動力和寬松的政策法規，設計出遍布全球的制造供應鏈，這才是硅谷真正成功的故事。

圖示：1990年12月7日的Next個人工作站制造工廠，其采用了大量的自動化設備，但最終卻宣告失敗。

“我們沒有制造業文化，”加西在談到硅谷時如是指出，“我們沒有相應的基礎、學校教育、學徒和分包商。”

然而，喬布斯花了很長時間才領悟到這一點。

1990年，在距離最初麥金塔工廠僅一英里半的地方，他又建造了一個價值1000萬美元的工廠，用來生產Next個人工作站。然而，就像早期的麥金塔電腦一樣，他從來沒有能夠實現Next個人工作站的大規模批量生產。

那次失敗給喬布斯上了一課。1997年他回到蘋果，第二年聘請蒂姆·庫克(Tim Cook)擔任蘋果負責全球運營的高級副總裁。庫克是關于全球制造供應鏈的藝術大師，其此前曾在IBM負責個人電腦業務，然后在康柏電腦(Compaq computer)工作過。

與硅谷的許多公司一樣，蘋果很早就開始外包制造業務。上世紀70年代出現后不久，硅谷就將諸如封裝半導體芯片等勞動密集型工作轉移到亞洲很多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的國家。隨著公司的發展，這一趨勢只會加速。

圖示：1991年10月30日，時任Next首席執行官的喬布斯。

“當我開始我的職業生涯時，所有的航班都是飛往日本，”蘋果公司iPod和iPhone硬件設計師托尼·法德爾(Tony Fadell)說。“再后來我所有的航班都是去韓國，然后是中國。”

如今，隨著電子制造業在全球范圍內的爆炸式增長，在全世界創造了數百萬個就業崗位，相比之下，硅谷所擁有的制造業勞動力規模較小。硅谷仍在進行的少量生產制造主要是由專注于快速周轉原型系統的專業外包公司完成的。

如今的挑戰是，要為大眾市場制造產品，往往需要一個龐大的制造生態系統，在很大程度上目前這個生態系統已經轉移到了中國。

上世紀90年代初，安德魯·哈格頓(Andrew Hargadon)還是蘋果公司的一名產品設計師，當時制造生態系統已經開始向亞洲轉移，哈格頓與一個復雜的供應商網絡打交道。

現在哈格頓已經是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管理研究生院的技術管理教授。他表示，“因為這些復雜網絡的存在，你不可能把整個制造業帶回來。除非你能把整個生態系統全盤搬回來。”

2009年喬布斯病休時，他任命庫克為公司未來的首席執行官。這是關于硅谷本質以及當地成熟計算機產業的重要聲明。在加州大規模量產計算機的夢想基本被放棄了。

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許多人曾認為制造業的外逃將意味著硅谷的滅亡。

“當我做研究時，我開始關注那些正在向美國低成本制造地區轉移的芯片公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信息學院院長安娜莉·薩克尼安(AnnaLee Saxenian)在談到自己所撰寫的早期硅谷成功分析《區域優勢》一書時如是指出。“他們的高管告訴我，硅谷將會滅亡，因為勞動力成本太貴了。我寫這本書是因為我試圖解釋為什么硅谷與眾不同。”

事實上，制造業的外包并沒有扼殺硅谷，該地區依舊成為了世界領先的工業和軟件設計中心。這與20世紀中期底特律的汽車制造模式完全不同，硅谷中產階級就業崗位相對較少，該地區的財富主要集中在上層白領階層。在硅谷，鐘點工每天要從100多英里之外趕來上班，當地10萬美元的特斯拉很常見。而弗里蒙特的房價中位數已經達到了110萬美元。這里曾是喬布斯命運多舛的制造工廠所在地。